哲学家的学术人生，是以理论想象表征生命体验，以生命体验活化理论想象的人生，是哲学家在体悟人生、顿悟生命以及开悟思想的基础上以哲学论着的形式进行自我思想阐释的人生。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孙正聿作品系列”（包括《哲学通论》《哲学观研究》《辩证法研究》《生命意义研究》四部“代表性着作”，以下简称“作品系列”）即是表征孙正聿先生在生命体验和理论想象的融合中追问“哲学”的心路历程和研究心得的力作。以“如何理解哲学”为思想主题选编的“作品系列”，整体性呈现出一条清晰的灵魂主线：在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的融合中追问“哲学”，却又表现出各具特色的理论主题和理论特质。“作品系列”集中地展示了哲学家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所创造的主体性、原创性的哲学理论。阅读“作品系列”，我们时刻被“思想者”敏锐的问题意识和理论自觉所震撼，被其字里行间所呈现的历史使命和责任担当所感动。

重审哲学本质

《哲学通论》（以下简称《通论》）是凝结着孙正聿先生在长期的哲学教学和哲学思考之心血的“专着性教材”。《通论》甫一出版，就在学界掀起一波在哲学改革境遇中讨论和研究“元哲学”的热潮。该书先后被收入“中国文库”和“人民·联盟文库”，并获得国家图书奖提名奖和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通论》之所以能够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就在于作者直面当代中国哲学研究和哲学教育所面临的根本性问题，直视人们对于哲学和马克思哲学的“误读和误解”，自主体地提出了直指人心且独具特色、内涵丰富的“哲学”阐释，打通了哲学的理论空间和思想道路。

《通论》打通哲学的理论空间和思想道路，首先体现为对哲学历史处境的困惑和考量。作为“专着性教材”的《通论》正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哲学理论的有效性遭受时代拷问和时代变革需要创新哲学理论的双重历史处境中“应运而生”的。它凝结着孙正聿先生对“哲学理论创新和哲学教育向何处去”的追问与反思：究竟应该怎样理解我们所研究的“哲学”？具体言之，究竟怎样理解哲学是“理论化、系统化”的世界观，究竟怎样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哲学与常识、科学、艺术、宗教等的关系是什么”，“哲学史上伟大的哲学家们如何理解哲学”，“哲学具有怎样的思维方式”，“哲学是否只是脱离生活的玄思”，“哲学派别冲突的实质是什么”，“哲学都关注哪些重要问题”，“如何看待哲学的历史性与普遍性”，“哲学的学习究竟能给我们带来什么”，等等，这些问题既是《通论》关注的问题，也是当时中国哲学界追问的问题。

在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的融合中，孙正聿对上述问题给予了“个性化但却具有普遍性”的回答和探索，即以追问哲学本身为主线，以哲学史和当代哲学为背景，以“前提批判的解释原则”为方法论原则，系统地论述了哲学的自我理解、哲学的思维方式、哲学的生活基础、哲学的主要问题、哲学的派别冲突、哲学的历史演进以及哲学的修养与创造，等等。正是在上述哲学追问和哲学反思中，孙正聿形成了独具特色且内涵丰富的对“哲学”的理解：哲学是“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是“时代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哲学是“对时代性的理论形态的人类自我意识的前提批判”；哲学不仅反映和表达了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而且塑造和引导了新的时代精神；作为体现着“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使自身成为“文明的活的灵魂”。

以追问哲学本身为主旨，集中阐发作者对“哲学”的理解的《通论》，其“核心”体现为一个“通”字。追问哲学所形成的“通论哲学”，借用孙正聿先生话说，就是立意于“通”，“融通”古今中外哲学，“变通”各异其是的哲学观，“打通”哲学的理论空间，“开通”哲学的思想道路。在这个意义上，《通论》所“打通”的哲学的理论空间和思想道路就在于，它不是在“人云亦云”中直接将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所界定的“哲学”定义拿来就用或随意套用，而是在“到底怎么回事”的追问中，在对人类把握世界的各种方式即常识、宗教、艺术、科学与哲学的比较中来重新定义“哲学”；它不是局限于以某种（派）哲学来定义“哲学”，而是回归中国传统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西方哲学的发展史，在各异其是的哲学观的比较中、在哲学史的追溯中来定义“哲学”；它不是简单地将哲学视作人类思维思辨的产物，而是将其奠基于“人类生活”的大地，在透彻地分析“在”“真”“善”“美”“人”等问题中重新定义“哲学”；它不是将哲学教育变成“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而是强调哲学是引导人求真、求善、求美的大学问，是“使人成为人”的大智慧，等等。

孙正聿先生的哲学观

如果说《通论》是以“教材”的形式讲述了孙正聿先生对哲学的理解，是一部“专着性的教材”，那么《哲学观研究》就是以“专题”的方式论述其对哲学的理解，因而是一部“学术性的专着”，在这个意义上，《通论》就是“教材版”的《哲学观研究》，《哲学观研究》就是“学术版”的《通论》。作为“学术版”的《通论》，《哲学观研究》在打通哲学的理论空间和思想道路的基础上，反思了哲学的理论性质和社会功能。

《哲学观研究》对哲学的理论性质和社会功能的反思，首先在于揭示了哲学与哲学观相互规定的哲学观。哲学观是关于哲学本身的观念或对哲学本身的理解。因此，在哲学研究中，哲学观问题就不是哲学中的“一个问题”，而是哲学中的“实质问题”和“根本问题”。《哲学观研究》在入手之处即认识到这一点并确认，哲学观问题不是外在而是内在于哲学研究之中，因此应该着重反思哲学与哲学观、哲学的自我理解与哲学家的哲学理念、哲学与世界观以及哲学的特性等问题。《哲学观研究》强调，哲学观构成哲学理论或哲学学说的“‘核心观念’‘根本观念’‘灵魂观念’，它决定着该种理论或学说的生命力，它构成该种哲学理论或学说与其他的哲学理论或学说的原则区别”。因此，任何一种哲学观或“哲学理念”，都形成于哲学家以时代性的内容、民族性的形式和个体性的风格去求索人类性问题的某个“聚焦点”上的，并形成三个方面的特征：（1）哲学观或“哲学理念”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多样的；（2）哲学观或“哲学理念”从来不是而且永远不是主观任意的产物，而是具有人类的、时代的和民族的内容与形式，在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实现哲学观的变革；（3）哲学理论的重大的或根本性的变革，总是集中地体现为“哲学理念”的更新。应该说，孙正聿先生对哲学观的上述理解是独特的、原创的，是根植于对“纵向”的哲学史的“历时态研究”和“横向”的哲学理论进行“同时态”探索的，是在历史和逻辑的统一中对各种哲学学说所蕴含的哲学理念的精准把握。

具体言之，《哲学观研究》以创造中华民族的“思想自我”为己任，不仅以“学理”的探究方式阐述了对于哲学的理解，更是以哲学的方式反思了哲学的特质及其与哲学研究、哲学教育的内在关系，提出了符合哲学本质和教育规律的思想观点。例如，在孙正聿先生看来，哲学研究重在理论自觉，其集中地体现为：哲学研究的“学术性”与“现实性”的双重自觉；哲学研究的“历史性的思想”与“思想性的历史”的双重自觉；哲学研究的“专门化”与“个性化”的双重自觉；哲学研究的“基本问题”与“时代课题”的双重自觉；哲学研究的“民族特色”与“走向世界”的双重自觉。又如，他强调学术研究要注重三个积累：一是文献积累，得道于心；二是思想积累，发明于心；三是生活积累，活化于心。这给予我们的启迪在于，哲学研究要做出启发性和创造性的研究成果，就应当“以真实的生活积累活化厚重的文献积累和深沉的思想积累，又以厚重的文献积累和深沉的思想积累激发切实的生活积累”。

基于此，哲学研究与哲学教育相互规定的哲学观就体现为，哲学是对人类文明的时代性问题的理论自觉；哲学创新则是赋予哲学范畴以新的时代内涵。哲学家们所矢志不渝的，就是将哲学的理论创造与哲学家的自我实现融为一体，并在个体灵魂的深切渴望中展开不懈追求，以坚毅的韧性、骨气、情怀追求创造思想的学问境界，为民族和人类提供关乎自身命运的哲学思想。这既是一种体现着对真理“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的哲学观研究，也是孙正聿先生的“哲学观”。

辩证法与实践智慧

在对辩证法的“前提批判”中研究辩证法，是吉林大学哲学系的学术传统。孙正聿先生对辩证法的研究便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与弘扬。孙正聿先生对辩证法的探索伴随其学术生涯的整个历程，先生的博士论文即是研究“辩证法的批判本性”，以此为起点先后为学生讲述了10年列宁《哲学笔记》的辩证法，并在21世纪初期出版了《马克思辩证法理论的当代反思》。在“作品系列”中，孙正聿先生将上述30多年关于辩证法的研究成果汇聚为《辩证法研究》，并在“笨想”的方法论原则中展开了探索，系统阐释了对辩证法的理解。这一研究“直面事情本身”，即“悬置”一切关于辩证法的“人云亦云”和“成见”，运用自己的头脑去思想，在“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的追问如下问题：辩证法何以不是哲学研究的一个领域，而是哲学自身的实质内容；辩证法何以不是哲学研究的一种方法，而是哲学研究的理论内容；辩证法何以不是哲学研究的知识内容，而是哲学研究的辩证智慧；辩证法何以不只是人们使用的一种思想工具，而是人们内化于心的深层学养，等等。对这些问题的“笨想”与“追问”构成《辩证法》研究的“前提批判”并取得了独树一帜的成果。

哲学是历史性的思想，哲学史是思想性的历史，这是孙正聿先生的哲学史观。《辩证法研究》对辩证法的理解是对这一哲学史观的典型“应用”，即强调要超越既有关于辩证法的“常识性”理解来思考辩证法的本质，就必须诉诸于西方辩证法理论史（“外史”）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论史（“内史”）。在哲学发展史上，辩证法通过对理论思维的前提批判，特别是通过对哲学前提的自我批判，实现了重大的理论形态的转化；以改变世界为宗旨的马克思主义辩证法，既是历史上辩证法思想的继承，又是对先前的辩证法思想的革命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是在对黑格尔“思想的内涵逻辑”的辩证法批判继承基础上创立的“历史的内涵逻辑”的辩证法，即实践论批判的辩证法。

在孙正聿先生看来，“批判”之所以构成辩证法“本质”或“本性”，其原因在于，作为关于世界观矛盾的批判理论，辩证法把自己的批判指向了“理论思维的不自觉的和无条件的前提”。辩证法的哲学前提批判，就是揭示哲学本身对思维和存在的矛盾的理论解释中的片面性、狭隘性和暂时性，也就是在对哲学前提的肯定理解中包含着对它的否定理解。因此，如何理解哲学的基本问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是辩证法的哲学前提批判的实质内容。这一研究的理论价值在于，对人们长期以来把辩证法当作“用实例证明原理”“用原理解释实例”的哲学知识进行了有力反驳，揭示了辩证法的实质内涵，重新恢复了辩证法的生机活力。

《辩证法研究》真实地体现了哲学家以个人的名义讲述人类矛盾存在但却辩证生存的故事。这一故事的讲述，一方面凝聚着哲学家“理论想象”的历史叙事，即试图在哲学史或人类文明史中重新追溯并勾勒辩证法的历史脉络；另一方面体现着哲学家“生命体验”的生活叙事，即辩证法不仅仅是现实历史运动的辩证法和理论思维的辩证法，更是一种是基于人的矛盾性生存的实践智慧，是人们在理论的思辨中构建精神家园的人类智慧。

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

“没有真切的感受，也不可能有真正的哲学着作”。（《冯契文集》第1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5页。）这一论断对于确认作为“真正的哲学着作”的“作品系列”来说，显然十分贴切。因为它诞生于人们质疑“哲学独立的特性和独特的价值”之际，蕴含着孙正聿先生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变革对“人抑或现代人究竟向何处去”的“真切感受”。

与“作品系列”其他论着严密的论证和思辨的阐释不同，《生命意义研究》具有自身独特的叙述风格，即在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的融合中以“讲述”的形式追问“人的生命的意义和精神家园”。优美的文字与理性的阐释相互交织，表述上的娓娓道来与论证上的层层推进相互交织，基于生活积累的生命体悟与基于思想积累的理论思辨相互交织，先生将人类生活所面对的困难和希望、伤痛和追求、挫折和梦想等以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最终合谱出一曲“人类追求美好生活并赋予其以意义和价值”的交响乐。《生命意义研究》所做的，就是揭示和呈现人的生活意义的创造与生活意义的自觉，呈现生活意义的创造与自觉的辩证法。这一研究所指向的是，揭示并给予人的生命意义和价值，使人能在终极之问中构建属于自己的精神家园。

人是历史的存在物，人是哲学的主题。哲学对人生命意义的追问和反思。在《生命意义研究》中，先生不仅对“人”的生命意义问题作出了深入讨论，更是在时代境遇中对“现代人”的生命意义问题加以观照，即以现代性语境中的人为对象，讲述现代人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价值观念、审美意识和终极关怀。在孙正聿先生看来，人是历史性的存在，现代化的进程是人的存在方式的变革和人的现代生活世界的生成过程。这决定了，在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中，人的生命意义追问所直面的问题在于，一方面要把人从“没有选择的标准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重的本质主义肆虐”中解放出来；另一方面则是把人从“没有标准的选择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的存在主义的焦虑”中解放出来，最终使人类在直面“无意义”的人生中向往“有意义”的人生，达致“诗意的栖居”。

事实上，《生命意义研究》并不是一本纯思辨的理论分析或纯理论的“研究”性论着，而是熔铸着孙正聿先生之生命体悟之理论“讲述”的论着。它集中地展现出孙正聿先生力图在生命的体悟与理论的思辨中探索人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进而以生命体悟活化理论思辨，以理论思辨照亮生命体悟。在这个意义上，《生命意义研究》在写作上延续了前述论着的主题，在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的融合中追问“哲学”，同时彰显出先生求索“真实的学问”的心路历程：哲学的创新必须是熔“文献积累、思想积累和生活积累”于一炉所激发的“理论想象”和赋予哲学范畴以新的思想内涵的思想创造。哲学是思想的王国，但并不意味着哲学只要“思想”而无生活，真正的哲学是在思想的创造中提供照亮人类生活世界的“普照光”，引领人类追求真理、正义和美好的生活。

思想与时代

哲学是时代精神的精华，是“思想中的时代”。“作品系列”集中地体现了孙正聿先生在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的融合中，在理论自觉和问题自觉中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以哲学的方式表征自己时代的“哲学精神”的理论心路历程和研究心得。阅读“作品系列”，我们能深切地感受到以孙正聿先生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哲学家群体为哲学理论创新和现实变革所作出的主体性、原创性的历史性贡献。

在对“哲学”的追问中表征自己时代的“哲学精神”，熔铸着孙正聿先生基于生命体验对于所处时代的现实问题（开创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理论境遇（找回“失去的哲学自我”）的理论观照。阅读孙正聿先生的“作品系列”，我们时刻能感受到，对“哲学”“辩证法”“哲学观”“生命意义”的追问向来不是无病呻吟，而是在主体性自觉中对困扰学术界的重大理论问题做出艰苦卓绝的哲学阐释。事实表明，这种哲学阐释恰恰体现了以孙正聿先生为代表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为推动哲学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以及创立主体性、原创性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学术体系所做出的历史性贡献——哲学家群体以哲学理论反思的形式表征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进程和当代人的心灵历程、特别是当代中国人的心灵历程。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在孙正聿先生这里，理论创新原发于因关注理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而生发的抑制不住的渴望，渴望将生命的体验、时代的呼唤以理论想象方式加以表征，进而以在哲学的追问中实现哲学的思想解放，创造解放思想的哲学，为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智慧。

生命的体验因浸润着哲学家的理性思辨和时代担当而深沉、凝重。作为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孙正聿先生经历了当学生、当“知青”、当工人再到上大学的成长过程，“社会磨炼”的特殊的成长经历和“时不我待”的人生体悟，使得其在进入大学之后，便如饥似渴地投身于知识的海洋，渴望通过知识的学习来改变个体的命运和民族的命运。因此，孙正聿先生的哲学探索必然和个人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内在关联的。这也就决定了，“作品系列”所体现的“生命体验”便不是无病呻吟和无关痛痒的“作秀”，而是熔铸哲学家试图以理论的创造改变个体的命运、民族的命运和理论的命运的抑制不住的渴望和激动。

理论的想象因浸润着哲学家生命的体悟和心灵的激荡而鲜活、通透。孙正聿先生是在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中学习、研究和讲授哲学的，亲身经历和参与了从“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到“哲学教科书改革”、从提出“实践唯物主义”的哲学理念到反省“现代性”，从开展“中、西、马”对话到探索“人类文明新形态”，从讨论“《资本论》的哲学”到提出“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特色哲学”等学术理论创新的历史过程。在一定意义上讲，孙正聿先生之所以能取得如此重大的哲学创新，一个根本性问题就在于他在理论自觉中跳出了“苏联哲学原理教科书”的思想束缚，不再把哲学理解为抽象的名字、枯燥的条文、现成的结论和空洞的说教，而是将其理解为反思的智慧、批判的智慧和人生的智慧：哲学就是思想的前提批判；哲学观是哲学的“实质问题”和“根本问题”；辩证法具有批判的本性；生命的意义在于构建人的精神家园，等等，这些振聋发聩的重大哲学理论命题和结论的得出，最终凝聚着哲学家“对真理、正义和更美好生活的追求”。理论的想象既不是生造概念和范畴，也不是臆造思想和理论，而是将个体的命运、理论的命运、哲学的命运和中国的命运等结合起来，用现实活化理论，用理论照亮现实，创造能够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哲学理论。

在孙正聿先生看来，学者的学术研究，离不开两个东西：一是特殊的生存境遇和独特的生命体验，二是特定的理论资源和独特的理论想象。学者的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的融合，构成了具有个体性的哲学思想。哲学思想的创造虽然体现的是哲学家以新的视角、新的方式和新的综合来呈现个体的体悟与思辨，但却是蕴含着哲学家基于人类性问题所展开的洗涤心灵的生命体验和呕心沥血的理性思辨，最终呈现为作为思想性历史的人类的思想和文明。“作品系列”原则性的表现出孙正聿先生以生命体验活化理性想象，以理论想象照亮生命体验，在理论想象与生命体验的辩证互动中追问哲学并探索人乃至人类的生命的意义与价值。“作品系列”所表征的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及其所呈现的哲学思想，体现了以孙正聿先生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哲学家基于本民族的生命历程、生存命运和生存境遇，对中国乃至人类所遭遇到的重大哲学理论问题或蕴含在重大现实问题中的哲学问题所做出的艰辛探索。

构建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不能诉诸于头脑的臆造，或仅诉诸于逻辑的推演，更不能人云亦云，而是要在生命体验与理论想象的融合中追问“哲学”，创造表征自己时代的“时代精神”的哲学。这就号召我们，应“致力于从重大的现实问题中提炼出有学理性的新理论、概括出有规律性的新实践，从而用富有时代内涵和思想力量的哲学理念、哲学命题和哲学思想照亮当代中国和当代世界的现实，引领人类文明形态的变革和塑造新的时代精神。”（孙正聿先生语）

走进“作品系列”的心灵世界，体会其所展示心路历程，赏析其所勾勒的思想图谱，展望其所描绘的哲学愿景，我们深信，在以孙正聿先生为代表的当代中国哲学家群体的艰辛努力下，具有主体性、原创性的中国自主的哲学知识体系不久便会与我们“照面”，让世界知道“学术中的中国”“思想中的中国”指日可待。（王海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