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名教育家、思想家陶行知先生（1891—1946年）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为我国教育的现代化作出了开创性的贡献，其教育实践和教育思想影响广泛而深远，被誉为“伟大的人民教育家”。

陶行知先生对国际中文教育的影响，目前已有零星讨论，不过主要着眼于陶先生的教育思想如“活的教育”对当下国际中文教学的启示，从实证的角度探索陶先生对新中国成立之前的国际中文教育的影响，尚不多见。本文想结合史料，谈一谈这一方面。

陶行知先生与国际中文教育的关联，始于他和朱经农先生应中华教育改进社之邀编写的《平民千字课》在美国人学习中文时的应用。《平民千字课》（共四册，收入《陶行知全集》第5卷）初版于1923年8月，是用于普及平民教育的国语读本，推行极广，成效卓着，至1925年4月已印行23版。使用《平民千字课》学习中文的美国人，包括着名科学教育家推士（G. R. Twiss）的夫人，她和推士先生1922年来华考察指导科学教育。

1929年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的《知行书信》，收录了一封主标题为《美国人读〈千字课〉的成绩》的信，标题下有一行小字介绍：“推士夫人是位美国朋友，读了《千字课》一个月，我便写这信与她，她能懂得其中的大意。”这封信是陶行知先生1924年1月9日写给推士夫人的，正文不到200字：

推士夫人：我到口外（按：指张家口以北地区）去了五天，十一日才回来。口外的人很好，很客气，很是可爱。他们很会骑马。我看他们骑在马上一天跑来跑去，真是快乐。他们都想读书，三天就开了二百多个平民读书处。那里有好的羊皮卖，也有好的东西吃。我住在那里几天很是快乐。我家里的人对我说，你那天所照的那个平民读书处不大好，我们可以再照一回。万先生、万太太在家里好么？ 请你为我问候问候。我的母亲、陶小姐、陶太太、大桃、小桃、三桃都很好，他们都想再看看你。

由此足见《平民千字课》对母语非汉语者的中文学习同样适用。根据这一线索，我们对20世纪20—40年代出版的国际中文教材作了细致检索和查证，结果显示《平民千字课》对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中文教材编写产生了极大影响，主要集中于以下两部教材：

第一部是由曾长期在华北协和华语学校任教的俄侨汉学家卜郎特（Jakov Brandt）编写、北平法文图书馆1940年出版的《华言拾级》。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是20世纪上半叶国际中文教育重镇，由英美在华基督教差会、商会、外交机构1910年联合创办于北京。这部教材面向初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共30课。自第16课起，每课编入简短的故事、韵文或歌谣，少则1篇，多至3篇，总计24篇。其中4篇引自《平民千字课》第一册，分别是第16课《读书写字》，第17课《算一算罢》，第23课《钱的用处》，第24课《中秋》。《读书写字》是对《平民千字课》第1课《读书》和第2课《写字》的整合，删减了个别句子；另外3篇均为照录。

卜郎特强调，之所以增加这些白话短文，是为了便于学习者诵读，更有效地复习、记忆前15课的语言材料。《平民千字课》第一册的课文语句简短，韵律和谐，朗朗上口，这样的特点正符合编选者的要求。

第二部是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校长裴德士（William B. Pettus）主编、学校中国教师集体编写的《华文初阶》，由该校在美国的注册机构Cali⁃fornia College in China于1943年出版。这部教材面向初中级阶段的汉语学习者，共50课。自第31课起，增加了有关中国古代历史故事、历史人物介绍的文章，总计12篇，分散于20课。其中3篇引自《平民千字课》第二、三册，对应关系如下：《华文初阶》第37、39课《卖病牛》引自《平民千字课》第36课《老实人卖牛》，《华文初阶》第49课《三个问题》引自《平民千字课》第51课《三个问题》，《华文初阶》第58课《孔夫子》引自《平民千字课》第56课《孔夫子（一）》和第57课《孔夫子（二）》。裴德士等编选时作了词语和句子上的细微调整，如《平民千字课》的《三个问题》这篇文章的第一句话是“一个国王，忽然想到”，《华文初阶》是“某国王，一日想到”。

从《华言拾级》起，以《平民千字课》为代表的在中国具有巨大影响力的白话文教育类、文学类作品开始集中进入国际中文教材，改变了长期以来以口头会话为主的编排体例；教材开始区分口头会话和书面独白，围绕课文设置生词、语法项目和练习，这与当代教材的形态基本一致，推动了国际中文教材的现代进程。

以上两部与华北协和华语学校有关的教材均以《平民千字课》为课文来源，这应该不是偶然的。我们认为，可能源于以下两方面的契合：

第一，教学方法的契合。《平民千字课》是识字课本，课文的用字参照的是陈鹤琴先生1922年编定的《语体文应用字汇》，经过科学统计和严格检定，以字为教学单位，提倡认读先于书写，这与华北协和华语学校的教学法一致。程锡之1922年—1925年在《华语学校刍刊》上刊登了一系列文章，对华北协和华语学校的教学法作了详细总结。该校初级班的教学程序从“发字”开始，同样以字为教学单位，要求先认后写，且字有定量，教师不得任意增减。

第二，学习理念的契合。裴德士在《华文初阶》的前言中，特别强调了课文背诵对于外语学习的重要性，与卜郎特的观点相类。前已述及，《平民千字课》具有适于诵读的特点。正如黎锦熙先生1934年在《国语运动史纲》中所指出的，《平民千字课》实际是“大众语文学的一种”，“文艺的趣味较厚”。

陶行知先生的书信也为20世纪40年代的国际中文教材建设提供了资源支持。北京图书馆编辑的《民国时期总书目（1911—1949）》“外国人学习汉语读本”类，收录了一部名为《华语课本》的教材。我们检索到的教材电子版，从前言和课文内容来看，是一部面向在华天主教会“二年级”即中高级阶段汉语学习者的课本，应出版于1946—1948年之间，编纂者、出版社不详。该《华语课本》引用了陶先生的三封书信，分别是第36课的《给小桃的信（1924年4月13日）》，第43课的《给胡适之夫人的信（1923年10月8日）》，第49课的《下乡拜年和牛大哥同铺（1927年2月11日）》。经逐一核对，这三封信均引自1929年出版的《知行书信》。

《华语课本》中的课文包括“交际会话”“语体文”“白话文”三类，其中“语体文”是指介于文言和白话之间的、半文半白的一种书面文体。陶先生的信是作为语体文的示范进入教材的。经挖掘并分析史料，《华语课本》渊源有自，并不是凭空产生的，其源头是上海圣教杂志社1915年初版、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发行的《国民学校国文新课本》（共八册）中的第六至八册，这三册课本的课文均为文言文。《华语课本》的绝大部分语体和白话课文，是这些文言文的对应改写，如第五课白话文《汉朝联通西域》、语体文《汉朝通西域》，对应于《国民学校国文新课本》第六册第六课《汉通西域》。按此，《华语课本》应为上海某所天主教会创办的国际中文教学机构的学校教材，由中国教师集体编纂而成。

《华语课本》与其源头在课文安排上的显着区别之一，就是征引了陶先生的书信，而且这是整部教材中唯一有据可考的实名引用。为便于母语非汉语者理解和接受，《华语课本》在引用时作了适当调整和删节。例如，《给小桃的信》《给胡适之夫人的信》在《知行书信》中都是副标题。教材中的三封信相比原信都省去了若干个句子，尤其是与专有名词，如“烟霞洞”“海宁”“试验乡村师范”“连环教学法”等有关的表达。当然，删略时个别地方因疏忽而有失照应，如《给小桃的信》在《知行书信》中最后三句话是：“妈妈，阿姑，桃红好久没有写信给我了，你能请他们写信给我吗？ 老太太如果能写一封信给我，我更加喜欢了。你教她写好不好？”《华语课本》去掉了中间一句，变更为：“妈妈，阿姑，桃红好久没有写信给我了，你能请他们写信给我吗？ 你教她写好不好？”这样就造成这两句话事理上连贯不起来，最后一句的“她”也无法跟上文的“他们”衔接。不过，类似的细节问题并不影响陶先生的信为《华语课本》的文体分层和习作应用提供权威性支撑的事实。

此外，《华语课本》是通过例句展示生词用法的，陶先生之名甚至出现在词语例释中。如第63课为生词“菜畦”所配的例句是：“陶知行在菜畦里种了各种的菜，在花畦里种了各样的花，为运动身体也为消遣消遣。”

从社会背景来看，《平民千字课》和《知行书信》进入以上京沪两地三部教材，是中国社会语言生活逐步融入国际中文教育的反映，体现了20世纪上半叶国语运动、新文化运动、平民教育运动等对国际中文教育的深刻影响。在当时缺少国际中文教学大纲的情况下，陶行知先生等学者的成果起到了标准和指南的作用。这三部教材的中外编写者紧贴时代发展的选文方式，也为当今的国际中文教材建设、中外语言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借鉴。（马国彦 马景昉）